所属栏目：历史论文发表 发布时间：2011-02-25浏览量:123
摘要：公元前307年，赵武灵王力排众议，易胡服，练骑射。军队的战斗力迅速提高，打败了胡人的进攻。其他的国家也纷纷效仿，从此，胡服便渐渐流行开来，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服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其中便于从事射猎、放牧的满档长裤经过各个时期的不断演变，几乎成为现代男性唯一的下装。当然裤子的含义也由便于骑射、劳作、男权的象征、工业化的需要直至被赋予道德及审美等多方面的含义。
关键词：胡服骑射男装裤子
裤子几乎是现代男性唯一的下装，除了极少的地方和民族允许男人穿裙子以外，谁也不会怀疑，男人穿裤子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可是在没有衣服之前，祖先们只是找些树叶或是兽皮围在人的腰间，挡住生殖器官，那就是最早的裙子，那时，男人和女人一样，都围着这个裙子，挂着一些贝壳、牙齿等装饰，围在洞穴里的火堆边一起跳舞，也不会觉得什么不妥。那么男人为什么要穿裤子呢?它的发展与胡服到底有什么联系?以下让我们来探讨一下：
一.胡服骑射，使裤子得以流行开来
我们可以将时光倒退回3000年前：周代宽衣博带的款式捱到群雄并起，诸侯争霸，战火连天的春秋战国之时，就显得有些累赘了，赵武灵王对此深有感悟。赵国地处北方，经常遭到北方游牧部族的扰攘抢掠，同时，周边强大的齐国、秦国也不是进犯。赵武灵王明白富国强兵才是惟一出路。当时，传统的车战已经逐渐被大规模的步兵和骑兵作战所取代。赵武灵王仔细考察，发现胡人骁勇善战，除了骑射工夫了得，还得益于相匹配的胡服。所谓胡服，泛指古代北方及西域少数民族的衣冠服饰。由于地理环境及生活万式的影响，这些服装质料较为厚实，冬季以皮毛为多，颜色以间色为主，形制是紧身窄袖，长裤革靴，乘骑射箭，方便利索，与中原地区褒衣博带高冠浅履式的服饰形制有较大区别。
胡服
公元前三O七年，赵武灵王颁胡服令，推行“胡服骑射”。此举，看似简单，好像君主令行禁止，举国上下似乎只是穿脱之间的举手之劳罢了。其实不然。在二千年前，不同文化圈内服饰是有很大差异的。如果服饰发生急骤变化时，一般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一下子不易适应，便很难接受，不仅看不惯、反感，而且会伴随着程度不同的抵触与抗拒。须知服饰不只是实用之物，它一旦成立，就是一种文化产物，代代沿袭，便形成不易改动的惯制与传统。一种款式、一种具体的文化创造物，可以拿得起而放得下，但拿得起而放不下的是传承而来的着装观念，是积淀在服饰中颇为密集的文化信息。若突然要全盘改制，那么，在这种文化滋养中成长起来的人们，为这种文化所熏陶笼罩的人们必感痛苦而难以接受。开始，赵国上至贵族下至平民，都强烈地抵制反对。赵武灵王内心只怕也是隐忧重重。商周以来，服饰即政治。他何尝不担心在衣服上如此大动干戈，弃中原礼仪文化于不顾，会不会引起中原列国的耻笑和讨伐呢?他更担心如果改革失败，赵国将陷入更危难的险地。正是在他的带动和主张下，赵国人尚武为荣，百姓也热衷于骑马射箭。赵国日益强大了，终于跻身“战国七雄”之列，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大变革也由此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。
二、“胡服骑射”对后世服饰的影响
“胡服骑射”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，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，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，打击了“先王之道不可变”的保守思想，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，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，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，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，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。同时“胡服骑射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，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自赵武灵王改革服制之后，齐、楚等其他各国相继仿效，“习胡服，求便利”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。#p#副标题#e#两千多年来，细节虽不断变化，但总体倾向大体依旧。汉、魏、晋以迄隋唐，或武官行用，或文官行用，或士庶行用，或以为常服，或以为朝服，就是我们今日的“上衫下裤”的典型服饰装束也接近于“胡服”而远于“胡服骑射”前“上衣下裳”的华夏族服饰，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。“胡服骑射”对后世服饰的影响，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：
首先，胡服的推广，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胜利，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，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、步兵和舟兵外，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。同时，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，便利了作战。
其次，强化了其实用功能。“胡服骑射”前的华夏族服饰，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，也是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。在“胡服骑射”以前，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。“胡服骑射”之“胡服”首先是为便“骑射”，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，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，同时，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，弱化了身份界限，使君臣、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，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。
再次，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，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，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，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。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，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、文化交流。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，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。“胡服骑射”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，也缩短了赵人、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，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。这次民族服饰融合，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。”正是这种亲近感，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。
三.裤子是男权主义的标志
在父权统治极盛的时期，如19世纪中期，男女服装有严格区分，而且有公认的规定，如男左女右的衣片搭叠方向。这时裙子被男人们看成是无能的、依附型的象征。男人不能无能，所有属于被支配和被歧视的特点，都不能出现在社会的主宰和统治者——高傲自大的男人身上。同样，女人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来与男人争取平等。所以，裙子被定位为女人的专属品。男人远离裙子，是父权发展的必然。加上男人的特殊生理特点，穿裙子很容易失礼。因此，男人向裙子告别。(苏格兰人仍保存着穿裙子这一传统，东南亚的文莱小岛上有男子穿群的部落。)
从随后的服装发展史看：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要求男人必须要战斗、要工作，必须穿裤子;在公众场合集会、议事、参拜时，暴露下体是不合礼仪、不雅的，必须要穿裤子。因此裤子被男人看成是男性的象征。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后，现代工业经济随交通、信息的广泛辐射，裤子更符合生产力的发展，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。
参考文献：《中国服装史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华梅著
《中国服饰文化》中国纺织出版社张志春著